政府及企业寻求转型突破的出路，保持经济长期的繁荣、稳定的秘诀，必须要靠法治思维来解决。

　　步入经济新常态，必须学会法治思维，必须靠法治。

　　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经济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制。一方面，法律制度使得经济活动有法可依；另一方面，法律制度也有效地保障和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
　　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，硬环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。低价的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吸引力。随着硬环境的普遍改善和基础设施的日渐完善，软环境将日渐成为关键性因素，而法治环境则是软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资本运营的安全和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成了最大的投资考量。

　　我国在加入“世贸”之前，海外资本既不敢在中国进行重大投资，也无法与中国企业签订长期的贸易协定。入世后，治国法律体系的完善，以及中国的入世承诺，使得大批投资逐步涌入中国，对外贸易突飞猛进，中国经济迎来了发展腾飞的“黄金十年”。

　　从国内经济成功的经验看,法治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，更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或最重要的资源，只有法治才能将环境优势上升为竞争优势。法治化水平的提升，不仅仅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法治状况，更是代表了国家今后或未来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。

　　从国外经济成功的经验看，促进经济发展最大的推手、保障都离不开法治。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，就是法治基础十分牢固，以日本为例，日本经济的发展，特别注重立法先行，每一项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都以立法作为出发点，以法律为依据促进经济发展，这在很大程度上，避免了地方政府因权责不明而带来的管理无序、一拥而上、滥用政策等弊端。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发达经济体，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，铁腕的法治是其主要原因之一，是法治造就了新加坡经济的奇迹，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。

　　过去，在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的语境下，一些地方保护主义、部门保护主义驱动下的立法，本身就不是良法，这注定了日后成为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；再加上，少数领导干部追求GDP至上，一部分不符合产业政策、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企业屡封不闭、屡关不停；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谋求财政收入，对野蛮暴力拆迁视而不见，土地违法屡禁不止，以牺牲法治的方式来换取经济的短期发展，等等，都已经给经济的健康发展、和谐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。

　　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，即把法治和经济看成是对立的。他们认为，在现行体制、机制和制度下强调法治思维，本地区、本部门就会吃亏；法律的条条框框妨碍和迟滞了改革，改革要上路，法律就得让路；法律是稳定、滞后的，法律很难引领改革，要改革就要冲破法律的禁区。这些观念必须予以纠正。

　　改革必须受法律的约束。否则，改革就可能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或一辆没有制动器的疯跑的车，可能给人民生命、自由、财产和社会公共利益带来极大的风险。习近平总书记就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作过深刻论述，明确指出“今后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。在整个改革过程中，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，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，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，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”。这意味着，对那些认为改革可以突破法律的思维模式必须给予高度的警惕。

　　改革与法治必须是有机结合、互动共进。改革是破，重在创新突破；法治是立，重在规则程序。只破不立，改革失范；只立不破，制度失灵。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，不懂法怎么去抓市场经济？我们必须准确把握“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”的深刻内涵，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、在改革中完善法治。

　　回到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，不要让速度情结左右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政策导向。过度关注速度，追求速度，只会让我们的思维在老路上徘徊。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，一是伴随着用工成本的大幅提高，劳动密集型产业已不属于中国，出口不再是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，而是高精尖产品；二是中国各种基础设施已经修得差不多了，出口及投资这两驾马车已经慢下来。政府及企业寻求转型突破的出路，保持经济长期的繁荣、稳定的秘诀，必须要靠法治思维来解决。

　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，实现“十三五”的发展目标，必须树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提出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。适应新常态、把握新常态，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，避免过去大量存在的无效投资、过剩产能、环境污染、高负债，迫切要求通过法治手段，加快形成以保护产权、维护契约、平等交换、公平竞争、有效监管为特点的统一透明、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；迫切需要确保市场主体权利平等、机会平等、规则平等，营造鼓励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的良好环境。

　　只有法治，才能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大为降低，才能形成一个更加高效、廉洁、公开的政府，才能形成一个平等、自由、公开的市场竞争环境，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。法治环境好，风清气正，办事效率高、办事讲规矩，是最好的投资环境，有了这种环境，经济发展才有了后劲和保障。